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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银研究区域深度】新型城镇化系列之产业协同化篇——产业协同化的趋势、驱动模式和未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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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银研究区域深度】新型城镇化系列之产业协同化篇——产业协同化的趋势、驱动模式和未来机遇

  产业协同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动力,通过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经济结构,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动产业联动发展。本篇是新型城镇化系列研究的第三篇报告,将从产业协同的发展路径和实现载体两个维度,对产业转移和都市圈产业协同展开讨论,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进行分析。

  沿江“由东向西”态势逐步加快,安徽、长江中游、川渝加速承接东部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同时,产业转移也

  中西部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并行,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逐渐向中西部核心城市集聚。

  都市圈地理范围相对更小,总体发展水平更佳,就业人口的城镇化提升空间也更大。都市圈按照发展阶段分为成熟、发展中、潜力都市圈。成熟都市圈服务业发达,科技驱动特征鲜明;发展中都市圈人均发展水平高,但居民收入分配仍有提升空间;潜力都市圈基建利用率偏低。

  上海大都市圈和广州、深圳都市圈是发展的典型,未来合肥、成都、武汉、西安、济南五大都市圈的生产服务业发展空间大,制造业服务业的融合发展成为都市圈现代化发展的重点。

  坐拥优质港口的湾区都市圈天然具有发展港口、石油、航运、船舶制造、海洋产业的优势,积极对外开放、融入全球产业协同体系,实现都市圈整体实力提升。

  以区域一体化政策为引领,突破都市圈行政壁垒,实现产业更高水平协同发展。

  结合当地资源禀赋,依托潜力地区比较优势发展而来,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新型城镇化系列研究之人口市民化篇——人口市民化的重要挑战、实现路径和未来机遇》

  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产业体系合理化和高端化,提升区域产业协同化水平;高水平的产业协同化有利于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推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产业协同是一个由多要素组成的复杂性和开放性系统,可以在城市群都市圈内不同城市之间、城市不同区位之间、不同地域之间形成产业链和价值链,实现优势互补和协同效益。其中,

  本篇是新型城镇化系列研究的第三篇报告,将从产业协同的发展路径和实现载体两个维度,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下的产业转移趋势和都市圈产业协同模式展开讨论。

  产业转移是在区域竞争优势、要素资源禀赋效率等差距较大区域之间的延续,能协调不一样的区域间资源要素短板和发展水平差距,是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路径。当产业转移基于区域间的合作规划,以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为目的时,便成为产业协同的有效方式。

  制造业因内部协作紧密且国际国内联通频繁,空间集聚特性显著,沿海和沿江布局可以为其发展赋予极大竞争优势。从我国产业区域布局来看,制造业主要沿两大经济轴分布,

  沿海和沿江两大制造业聚集带是构建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核心力量,也是我国参与高水平国际产业竞争的关键支撑。2013—2022年,我国沿海和沿江两大制造业集聚带规上工业营收增长了31.4%,较全国中等水准高出4.8个百分点;占全国的比重提升2.9个百分点,至80.3%。其中,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是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最便利的区域,也是我国制造业最具发展的潜在能力的区域。近年来,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地区加快完善高端制造业所需的人才教育、科学技术研发、生产服务等支撑体系,以沿江区位优势叠加良好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构建梯度合理、错位联动、互补互进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格局,促进沿江产业带加速崛起。2013—2022年,沿江制造业集聚带规上工业营收增长了38.1%,明显高于沿海集聚带29.9%的增幅,也超出全国26.7%的增幅。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起步较早,已成为全世界制造业对外开放度最高、外商投资最密集的地区之一。

  2013—2022年间,我国东南的广东、浙江、福建三个省份于全国制造业中的份额均增长了1个百分点以上,分别为3.8、2.6、1.2个百分点。这三个省份民营经济占比大、经济活力强、产业根基扎实,在积极发展先进制造业的同时,也重视对传统轻工业的资源整合和升级改造,在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均表现亮眼,电子信息、医药、装备制造、食品制造、服装服饰、家具制造等相关产业在省内集聚,形成集群优势。此外,东部沿海的京沪浙闽粤五省总部经济发达,上市公司集中,大量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公司进行扩张型转出【注释1】。

  环渤海(山东、天津)的制造业整体向外进行撤退型产业转出【注释2】,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份额均有明显下降。2013—2022年,山东、天津的营收占比分别下降4.9、0.8个百分点。其中,山东的服装服饰、橡胶塑料、通用设备、家具等劳动密集产业,以及专用设备、仪器仪表、医药等技术密集产业转出明显;天津的电子信息、石油煤炭、废弃资源利用等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明显。

  江苏作为工业强省和先进制造领域排头兵,大力引进高新技术企业,同时转出低附加值产业,产业升级态势明显。2013—2022年,江苏的专用设备等技术密集产业增长明显;同时化学纤维、化学原料、木材加工、纺织服装等资源和劳动密集产业整体向外搬迁,呈撤退性转移。此外,多个方面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82.2%从原登记地搬出的高新技术企业被招去了江苏。【注释3】2019—2023年,江苏有3239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迁入,全国第一,是第二名山东的近5倍,成为北京、广东等众多迁出企业的最大流向。截至2024年8月,江苏省国资是全国间接投资本地高新技术企业最多的国资,直接投资也位列全国第二。【注释4】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板块,不仅为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最为便捷的承接平台,同时也被视为我国制造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地区。

  注:计算公式为:s[jk]=∑(q[ij]/q[j])-(q[ik]/q[k]),其中下标j 和k 表示区域,i 表示产业

  安徽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策略的关键一环,同时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的重要支点,其在2013—2022年间,电子信息、汽车制造、医药、仪器仪表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营收占比明显提升。自2018年起,安徽和江浙沪的产业分工指数快速缩小,尤其是汽车、电子信息等行业贡献较大,产业体系趋同性增强,表明安徽正在加速承接江浙沪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在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业【注释5】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均实现了营收份额的明显提升,尤其在电子信息、家具、皮革制鞋、文体工美等多个细致划分领域表现亮眼。但是,湖北的汽车制造、湖南的专用设备、江西的医药制造等技术密集型产业营收份额占比有所下降。

  重庆在电子信息产业的推动下,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取得了显著成就,尤其是在专用设备、仪器仪表、汽车制造等领域营收份额提升明显。四川则表现相对均衡,在电子信息、运输设备、仪器仪表、印刷复制、金属制作的产品、酒饮茶、非金属矿物制品等多个领域产业承接成效显著。川渝两地凭借政策和资源整合的优势,共同打造了西部的科创高地。

  注:字体颜色代表产业类型,蓝色为技术密集型、黄色为劳动密集型、绿色为资源密集型、红色为其他类型。

  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均衡引发了国内不一样的区域间的产业转移,这一过程既是区域间要素禀赋动态变化的体现,也是推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重要路径。在我国产业转移的结构一直在优化的同时,中西部地区除了承接东部地区调整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还积极利用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加大对电子信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承接力度,呈现出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同步发展的局面。

  2024年9月,《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意见》提出“引导

  从东部向中西部、从中心城市向腹地有序转移”。相比于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因地制宜承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能源矿产开发和加工业、农产品加工业、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产业、加工贸易,最新政策中仅保留了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增加了资金密集型产业,

  近年来,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也开始向中西部核心城市集聚,例如合肥的芯片产业、武汉的光纤通信产业、西安的半导体产业、重庆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等。2013—2023年,我国东部地区手机、微型计算机、集成电路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占全国比重分别下降了24.6、23.8和11.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占比则分别上升了8.7、16.4和3.2个百分点,以及17.7、7.4和8.5个百分点,这一变化充分表明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同步发展的趋势。

  成本与收益是决定产业转移的主要的因素,随着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土地和劳动力等成本快速上升,企业出于对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大规模地向经济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这一过程既能为东部发达地区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提供腹地支持,又能帮助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实现快速发展。

  然而,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一直面临人才、科创、资金等资源短缺的挑战。同时,近年来随着生产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进步,工业机器人等智能设备开始在制造业中得到普遍应用。不但可以提升公司制作效率,还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企业的生产所带来的成本。由于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技术应用更多集中于技能水平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且随着这些技术的普遍成熟,其引发的要素收入提升与生产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将吸引大量高端劳动力与产业流入。尤其在各省“经济锦标赛”与“环保锦标赛”的双重约束下,东部地区更倾向于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吸引高端制造业与新兴技术产业,导致部分产业与企业“逆向”转入东部地区。

  此外,随着网络、移动通信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企业可以通过远程办公、在线会议等手段在不一样的地区开展业务协作和管理,“远程研发+异地中试+异地生产+异地操作”等模式应运而生。慢慢的变多的欠发达地区公司开始“逆向”产业转移,在发达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弥补自身短板。例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近年来出现了慢慢的变多的“反向飞地”,如杭州滨江区的慈溪(杭州)创新创意飞地,上海虹桥商务区的慈溪(上海)飞地服务中心、广州越秀区的湛江霞山(越秀)科创中心等,这些飞地打通了欠发达地区对创新资源的迫切需求和发达地区高端资源充沛供给的通道,实现了人才需求链与供给链的有效对接。

  在“逆向”产业转移的影响下,2013—2023年,东部地区的汽车、金属切割、发电设备等基本的产品的产量占比分别上升了5.5、22.1、1.8个百分点,而别的地方的产量占比则相应出现下降。

  面对日益严格的环保法规和消费的人对可持续产品的需求,ESG标准正成为全世界企业运营的重要考量因素。北京、上海、深圳三大交易所发布的《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要求被纳入上证180、科创50、深证100、创业板指数的公司,以及境内境外同时上市的公司,应在2026年前首次披露ESG相关报告。香港也宣布自2025年1月1日起,所有主板上市公司须参照ISSB准则(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来披露ESG相关信息。ESG将慢慢的变多地影响企业的供应链选择,从而加速产业转移的进程。

  在此背景下,许多地方政府正根据ESG指引,积极带领企业转型,依据本地地理位置和资源优势进行产业布局,推动产业体系向更加绿色、环保、合规的方向发展。例如,江苏在2022年发布了《江苏省“十四五”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是全国首个省级生态环境领域基础设施专项规划,旨在打造绿色低碳的新增长点,推动产业升级,并逐步淘汰落后产能。受此影响,2013—2022年,江苏规上工业营收占比整体下降了0.6个百分点,其中化学纤维、化工、木材制品分别下降了11.8、7.2、5.3个百分点,贡献了大部分降幅。

  此外,电解铝生产要消耗大量的电力资源,其过去采取的“煤—电—铝”联营的模式会造成大量的能源消耗和碳排放,不利于“双碳”目标的实现。随着ESG标准的提升,大量电解铝公司开始向水电、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丰富的云南、四川等地区转移和聚集。受此影响,云南的电解铝行业迅速增加,预计2024年产值将达到3500亿元,同比增长近200%。同样的,受ESG体系影响,“东数西算”工程的8个国家算力枢纽节点中,西部地区占据了5个;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中,西部地区占据了7个。这不仅缓解了东部沿海地区能耗指标紧张的问题,也促进了西部地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

  展望未来,随着全球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和地区之间的产业联系将更加紧密,产业分工也更加明确。在ESG对供应链管理提出更高要求的情况下,上市公司和大型跨国企业等产业上游企业将在供应链方面提出更加严格的标准和筛选机制。这一做法也将通过供应链条传导至各地方的产业经济,从而推动产业转移进入以ESG为导向的新阶段。

  高质量的新型城镇化,必然要求提升区域产业协同化水平,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产业体系合理化和高端化。

  都市圈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实现产业协同发展、推动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载体。

  根据相关文件,“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是支撑全国经济稳步的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都市圈是城市群内部以超大特大城市或辐射带动功能强的大城市为中心、以1小时通勤圈为基本范围的城镇化空间形态。”

  与城市群相比,都市圈通常地理范围较小,且核心城市与周边具有密切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联系,更便于形成空间紧凑、功能互补、发展联动的一体化区域,

  我国目前拥有35个人口规模达到千万级的都市圈【注释6】。通过比较都市圈各项指标的中等水准与全国中等水准,可发现

  都市圈的人均发展水平、产业高质量发展阶段、城镇化率水平、科技发展水平和公路建设水平均高于全国平均。

  但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圈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剪刀差达到18.7%,而全国中等水准仅17.9%。这说明都市圈作为农村人口就业的核心区域,其存在大量从事城市相关工作的农村户籍人口,也是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区域。

  进一步对各个都市圈的每一项发展指标进行评分,可以将35个都市圈按照发展阶段分为

  一是成熟都市圈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区域,服务业较为发达,科技驱动特征鲜明。

  从区域分布看,共有12个成熟都市圈,其中有11个分布于东部沿海区域。从三次产业体系来看,成熟都市圈的产业体系类型主要为工服型【注释7】或服务型,且人均专利授权数量较高,已确定进入到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中后期,产业升级趋势显著。

  二是发展中都市圈的人均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但收入水平偏低,居民收入分配有提升空间。

  为92620元,比全国平均高3262元;但城镇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低6000多元,偏低的居民收入分配限制了消费的需求增长。

  14个潜力都市圈中,仅2个都市圈(昆明、郑州)的单位公路里程客运量和货运量均超过全国中等水准,其余都市圈均存在一项或两项利用效率不高的短板。

  都市圈产业协同模式丰富多样,我们按照都市圈人均专利产出、外贸依存度、政策导向性、产业特色等维度,将都市圈的产业协同模式分成

  通常情况下,都市圈具有一个或多个产业协同模式,且发展阶段越成熟,其产业协同模式也更丰富(参照表5)。

  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一个区域的主导产业通常会经历从农业—工业—服务业过渡的发展阶段。这一过程中,

  而伴随着产业技术密集程度和附加值的不断的提高,制造业将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

  从城市群和都市圈角度而言,在这种一般发展模式下,往往存在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其通过要素的集聚率先实现产业升级,再带动周边产业发展。

  长三角的上海大都市圈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圳、广州都市圈,是“一核多极”和“双核驱动”发展模式的典型案例。

  上海大都市圈【注释8】是长三角最具代表性的都市圈,其以上海为龙头,苏州、宁波、无锡为极点,产业由内向外呈现圈层式扩散。一是

  新兴产业规模大,且以头部四市为核心区域进行分布。上海大都市圈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高端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绿色化工和汽车产值等规模大多已破万亿,这些产业在地理分布上多以上海、苏州、宁波、无锡四市为中心区域形成规模集群。

  龙头及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溢出效应显著,外围区域城市积极承接中心城市战新产业转移,例如常州、湖州嘉兴积极承接上海、宁波等地汽车产业转移,南通在电气机械、医药方面承接上海、苏州等地产业转移。

  粤港澳大湾区九市表现为明显的纵向协作,其中深莞惠、广佛肇都市圈发展水平高、产业协同好。

  从联合申请专利的类型来看,深圳以制造—制造型联合为主,广州以服务—服务型联合为主,佛山以服务—制造型联合为主,三类专利合作占比在深、广、佛占比分别在 50%、50%和 70%左右,纵向协作特征显著。

  东莞、惠州利用成本较低、地理位置邻近等优势,承接深圳产业扩散,形成产业配套,深圳则发挥人才、技术和资金优势拓展高端环节。

  例如,广州的石化产业可以为佛山的轻工纺织业提供原材料。同时,近年来,广州的汽车制造业对佛肇的带动效应明显。在广州的辐射拉动下,佛山、肇庆全力发展汽车零配件等配套产业、落地新能源电池项目,汽车产业快速发展。

  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经验中不难发现,都市圈龙头城市集聚要素资源率先发展、带动提升的作用很重要。

  根据国际经验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和产业链的升级,产业体系将会出现“两个70%”的现象(即服务业占到GDP的70%,生产性服务业又占服务业的70%)。当前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已达到75.2%,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的占比也达到了较高水准【注释9】;广东省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在2013—2022年间由1.72万亿元提升到4.62万亿元,占服务业比重提高8.5个百分点至65.2%,成为带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活跃力量。

  从中国服务型制造联盟发布的《服务型制造区域发展指数(2024)》来看,长三角、粤港澳的两业融合发展走在全国前列,浙江、江苏、广东、上海的综合排名分别位列全国第一、二、四、五位。工信部2017-2023已公布的六批服务型制造示范名单中,粤浙苏沪皖的示范公司数、示范城市数量也均位于全国前列,

  上海大都市圈、深圳都市圈和广州都市圈的多个城市均被评选为服务型制造示范城市。

  前瞻地看,长三角和粤港澳的发展模式对科创基础较好的都市圈具备重要的借鉴意义,合肥、成都、武汉、西安、济南五大都市圈的生产服务业发展空间大。

  当前,我国千亿级都市圈覆盖的所有城市中,有29个城市的科研基础较好。这些城市分布于17个都市圈中,其中有12个为成熟都市圈,剩余5个均为发展中都市圈,分别是合肥、成都、武汉、西安、济南都市圈。这些都市圈的中心城市的人均发明专利数量较高、产业升级的基础较好,但生产性服务业仍有较大发展空间,例如成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在2022年刚刚过半,未来发展空间广阔。

  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融入国际经贸体系,是后发经济体产业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经济实现腾飞的有效途径,美国、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均是这一模式的典型代表。在这一过程中,坐拥优质港口的沿海区域凭借便利的往来运输条件,往往成为率先实现发展的区域,通过“制造业+港口贸易”的驱动模式,从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加工贸易开始,逐步提升科研实力,实现产业自主化、高端化,进而形成世界级的一流都市圈。

  我国是海洋大国,大陆拥有10个沿海省市【注释10】,大陆海岸线千米,坐拥粤港澳大湾区、环杭州湾、环渤海湾、北部湾四大湾区。自改革开放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率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发展对外贸易,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广东、浙江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和环杭州湾所在的省份,均具有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特点,但发展模式各具特色。

  广东是从以“三来一补”为主的加工贸易,逐步向技术密集的高的附加价值产业转型。

  在改革开放之初,珠海、汕头、韶关、深圳等城市就被设为经济特区,吸引了大量外资设立生产基地,加工贸易蒸蒸日上,电子信息、餐饮、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快速起步。1992年珠三角逐步扩大开放,引入日韩、欧美等外资企业,逐步形成了以深圳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带和佛山、珠海为代表的家电制造基地。随着成本的上升和资源的约束,珠三角开始着力优化产业体系,大力布局电子信息关键环节、医药制造、汽车零部件、石油化学工业等高的附加价值生产环节,注重培育本土企业和自主品牌。近年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成为主旋律:电子通信、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数字产业成为新的亮点,而伴随着产业数字化发展,以希音(Shein)为代表的企业也进一步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贸易出海。广东2023年出口总额已达5.4万亿元,其中机电产品占比达到65.4%。

  浙江凭借民营轻工业外贸起家,通过技术引进促进产业升级,数字化的经济的发展让传统产业焕发新的生机。

  改革开放后,浙江凭借良好的民间轻工业基础,慢慢的变成为服装、鞋类、家具、玩具、小商品等的重要生产基地,依靠义乌“小商品城”的建设和发展,浙江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结合宁波优良的港口条件,浙江很快成为外贸大省。伴随着产业的持续不断的发展,浙江工业化进程加快,通过积极引进外资,引进生产技术、提升物流和供应链管理,促进传统产业规模化生产,并积极在高技术产业中引入外资,浙江的装备制造、高新技术产业、临港重化工产业也得到积极发展。近年来,伴随着

  为代表的企业的崛起,浙江在数字化的经济领域得到了长足发展,而AliExpress、TEMU、Lazada等电子商务平台的兴起,为商品走向全球提供了新的模式,进一步促进了出口贸易。2023年浙江的出口总值已超越江苏跃居全国第二,其中一般贸易占比达到78.1%,超出广东20.5个百分点,非公有制企业贡献85%的出口份额,产品自主程度较高。

  当前,我国有10个都市圈的出口外贸依存度较高。这10大都市圈均位于湾区,其中有8个都市圈属于成熟型都市圈,而大连都市圈、南宁都市圈仍有发展空间。从广东和浙江的发展模式来看,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港口贸易物流的基础设施和外商投资的推动作用。总结发展模式,不难发现两大结论:

  一是沿海区域天然具有发展港口、石油、航运、船舶制造、海洋产业的优势;二是积极面向全球、发挥好对外开放优势,是沿海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备条件。

  因此,湾区都市圈除了进一步发挥好区位优势、发展优势产业,也应当积极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经贸体系,大连、南宁未来也应进一步发挥好对接东北亚和辐射东南亚的门户优势,实现都市圈整体实力的提升。

  都市圈作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高级空间组织形态,对促进区域产业转移和协同发展、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具备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新发展阶段,都市圈发展具有经济体量大、内部协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强、产业分工深化、基础设施完善和生态协同治理深入等特点,但也面临着都市圈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产业协作不强、同质化竞争非常激烈、内部层级和分工不合理等问题,阻碍了产业在都市圈之间的协同发展。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跨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促进区域协调共进的关键。为打破都市圈之间行政与政策约束,集合不同都市圈的资源禀赋,实现产业跨都市圈融合发展,国家从顶层设计出发,推出一系列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尤其是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区域具备多重国家政策引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产业跨都市圈更高水平的协同发展。

  在各地产业跨圈融合发展的进程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政策最早提出【注释11】,融合效果最显著。三省一市从跨市合作逐步迈向跨圈协同,政策示范效应显著。苏锡常地区最早承接上海的产业转移,制造业实力丰沛雄厚,且在地理上与南京联通,形成了与上海大都市圈的“产业融合带”。南京在汽车、化工、通用设备制造和电子信息等多个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与上海大都市圈跨圈融合发展,产业链内跨圈融合效果良好,产业链垂直分工趋势明显。相比之下,杭州虽然与上海大都市圈的嘉兴、湖州、宁波等城市的产业体系有所趋同,但这些城市与上海主城区、无锡、常州等地的距离相对较远,受上海产业转移的带动作用有限,导致杭州与上海大都市圈的产业跨圈融合发展效果相对较弱。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设计》,杭州已被纳入上海同城化发展范围。未来,随着沪苏湖、通苏嘉甬、沪乍杭等高铁线路陆续开通,以及远期沪甬、沪舟甬等跨海通道的建设,上海大都市圈将逐步发展和扩容。在政策和市场的推动下,杭州有望加强与上海大都市圈的苏锡常等江苏城市更高水平的产业跨圈融合发展。

  2022年我国45个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只有11个是跨区域分布,占比24.4%,大多分布在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一体化协同区域,如京津冀生命健康集群、苏锡通高端纺织集群、广深佛莞智能装备集群等。到了2024年,新增的35个集群中,有26个是跨区域分布,占比74.3%,这些集群跨区域分布范围更广,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跨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新趋势。例如,沪苏浙皖赣4省1市联合申报的长三角(含江西)大飞机集群,陕西、内蒙古、宁夏3省联合的榆鄂宁现代煤化工集群,成德绵自凉5市一起发展的航空航天集群,广深佛惠莞中6城组成的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集群等。

  跨圈融合体现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时代特征,有助于打破地域带来的产业高质量发展限制。

  产业跨圈融合发展有助于缩小都市圈之间的发展差距,推动资源要素的跨区域协同和共享。

  区域一体化政策引导资源要素更加有序地向周边都市圈及节点城市扩散,降低中心城市拥挤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强对高端资源要素的吸引力,推动更多资源投向创新等生产领域,从而强化都市圈中心城市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功能,加快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

  随着国务院《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的颁布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加快,产业跨圈融合有望突破行政壁垒,实现更快速和更高水平的发展。

  我国官方认定的四类国家级产业集群【注释12】中,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以特色产业为支柱,具有优势特色突出、产业链供应链协作水平高、集群协同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强的特点。

  特色产业集群能够加速产业资源的流动,放大产业协同效应,增强产业链韧性,直观地反映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情况。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认定工作从2022年启动,每年100个,有效期三年。截至2024年工信部共认定了三批次共300个,其中,东部164个、中部72个、西部59个、东北5个,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明显,产业转移动力十足。从城市群和都市圈来看,有216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分布在全国35个主要都市圈中(参照附录1),其中超过八成位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

  300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中,有较多属于传统行业,特别是特色发展型都市圈的产业集群,

  这些集群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市场竞争力,成为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推动传统产业集群的特色发展是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推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的必要措施。

  从自行车零部件做起,通过“补链、延链、强链”发展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从自行车零部件生产到童车整车制造,再到玩具等相关这类的产品的生产,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截至2023年,平乡县有自行车、童车及玩具生产企业4800余家,童车产业集群年营业收入超300亿元,已形成集童车、自行车零配件及整车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专业集群,辐射周边200多个村庄,从业人员达12万人。

  通过强化集群发展、创新金融服务等举措,培育形成从火锅原材料种植养殖到食材加工、集散交易、产品研制、检验测试、消费体验为一体的火锅食材全产业链。截至2023年,该区有火锅食材产业规模以上企业43家,15家企业获评市级“专精特新”企业,2023年实现产值70.1亿元,同比增长26.8%。

  同时,由于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所处的产业环节多为工业中间产品,常与下游企业相互靠近,

  这些县域往往在某一传统领域具备突出的规模优势和集群效应,形成了有辨识度、有一定的影响力的区域产业特色标签,其中许多县域成为中国知名的“千亿县”(参照附录2)。其中,一部分县域以轻工纺织、日用消费品等为主,地域特色全国闻名。例如,

  晋江的纺织服装和制鞋业产业集群规模均达到千亿级,孵化本土上市公司50家,培育出

  、匹克、安踏等有名的公司和品牌。石狮拥有全国最齐全的服装产业体系,汇聚全产业链企业8000多家,鞋服配饰、五金配件产量占全国50%以上。

  是世界最大镜片生产基地,镜片年产量占全国产量的75%、世界镜片产量近50%。

  的泵与机电产业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农用机械排灌用泵),小型水泵产量占全国70%以上。

  是“中国轴承之都”,拥有瓦轴集团、大连冶金轴承、瑞谷科技等知名轴承企业,研制开发的4000多种新产品中,有600多种填补了国内空白。

  是我国“建筑之乡”,全市约100万人口中,有39万人从事建筑业,拥有苏中集团、华新集团、达欣集团等行业龙头。

  这些特色产业集群在协同发展过程中,培育出大量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在推动县域壮大市场主体、提升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培育专业化水平、增强县域经济发展韧性和竞争力等方面发挥着及其重要的作用。多个方面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县域共3247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占全国总数的25.6%;分布在全国769个县级行政区,占全国县域总数的27.0%,县域已成为孕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重要支撑单元。【注释13】随着国务院《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的推进,部署以冀中南、皖北、鲁西南、豫东南、湘西南、粤西、川东等城镇化潜力较大的集中片区为重点,实施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行动。

  打造县域等潜力地区特色产业集群,构建梯度有序的产业布局,是实现县域等潜力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1、扩张型产业转出是指规上营收份额上升但总体从业人口占比减少,即市场扩张阶段的企业在空间上进行扩张式的移动,通常伴随新增投资或新设主体的出现。

  2、撤退型产业转出是指规上营收份额下降且总体从业人口占比减少,即企业在成本或政策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下,由转出地整体搬迁至承接地的过程。

  3、新一线%迁出的高新技术企业去了江苏,招商的“江苏模式”赢了吗?》. 2023年12月18日.

  4、投中网:《低调的王者:迁入高新技术公司最多的,竟然是南京》. 2024年10月10日.

  5、劳动密集型产业可分为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设备制造业,前者包括纺织、食品等,后者以中游设备制造为主,如通用设备、电气机械等。

  6、原本为36个都市圈,但因苏锡常都市圈全域均被上海大都市圈囊括在内,此处不再做单独统计,剔除后为35个都市圈。

  7、我们根据都市圈三次产业体系与全国产业体系,对都市圈的产业体系中仅第一产业占比高于全国的,定义为农业型;仅第二产业占比高于全国的,定义为工业型;仅第三产业占比高于全国的,定义为服务型;第一、第三产业占比均高于全国的,定义为农服型;第一、第二产业占比均高于全国的,定义为工农型;第二、第三产业占比高于全国的,定义为工服型。

  8、上海大都市圈规划范围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湖州、嘉兴、舟山9城。

  上海市2019年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的比重已达到63.53%。根9、GaWC的最新数据对比分析,上海的“先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与北京、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共同位列全球一线城市,低于纽约和伦敦。

  10、 包括辽宁、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

  11、中央 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2019年12月1日.

  12、我国官方认定的四类国家级产业集群包括:先进制造业集群、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集群、创新型产业集群。

  13、赛迪顾问《2022-2023年中国县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未来的发展研究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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