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央视一主播在电视节目中把六安读成六（liù）安，引发了当地人和文化界人士的质疑。随后，该主播回应称，播音要以字典为准，在最新版的《新华字典》上，“六”只有liù一个读音。但是在安徽，人们通常将“六安”读作“路安”。像六安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方言词汇并不少，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新华字典》这类权威字典中纳入方言词汇，将其规范化、正式化呢？

  中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各地的沟通来往也因此受到阻隔，形成了“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百里不同俗”的格局。根据目前普遍的分法，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每一大类方言下还可分为许多次方言，次方言之下又可再细分成若干小片和方言点。中国的方言呈现出数量多、差别大的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熊燕介绍说，各地方言的差异大多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方言中可能用不同的词表示。最典型的当如西红柿，根据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商务印书馆），全国930个方言点中对西红柿有160多种叫法：西红柿、洋柿子、番茄、海茄子、洋茄子、洋落苏、洋辣子、洋椒、金桔……而马铃薯则有150多种叫法：土豆、洋芋、洋山芋、番囝薯、番芋卵、番芋囝、番鬼芋、红毛芋、红毛番薯、荷兰薯……二是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中的读音不同，各地方言往往发展出不同的谐音习惯。比如“六六顺”，北京话读为“溜溜顺”，而有的方言则谐音“路路顺”。赵本山小品里“地上一个猴，树上qí个猴，一共几个猴？”，到底树上是“骑个猴”还是“七个猴”？如果没有对东北方言的了解，怕是找不到笑点。春节期间，香港超市里往往悬挂芹菜和萝卜，如果不知道在闽南话里萝卜叫“菜头”，这两种菜分别谐“勤”和“彩头”，也就不了解悬挂这两种菜的寓意。

  中国的方言如此之多且差别巨大，构成了五彩斑斓的方言文化。特定地域的方言反映着特定地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和风土人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特聘教授黄鸣奋就提到，厦门方言词汇是地方史的缩影。这个海岛在历史上和东南亚交往频繁，人们称肥皂为“雪文”，称人行道为“五骹记”，称手杖为“洞葛”，都是借自印尼语。不过，本地人听不惯外国人说话的音调，因此称外国人“阿吱”，在象声的意义上和当今网络语言中的“吱一声”有相通之处。这类方言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

  北京话发音人高国森说：“北京曾是清朝的国都，这座城市见证了清王朝的兴衰，也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其中就包括语言。所以，现在的北京话中依然有很多满语词汇，比如‘埋汰’‘哈喇’‘额吝’等。”

  除了反映地方历史背景和文化，方言还能从某一些程度上反映当地民众性格和城市气质。例如，在四川话中，人们常说“扎起”“雄起”等词，以表示为某人帮忙撑腰，或为某人加油打气，这样的词语说起来干脆利落，且很具有亲切感，体现出四川人耿直豪爽、讲义气的性格。除词汇外，语气音调也是方言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方言的语气语调也能看出当地人的性格特点。比如东北话语气比较接地气，体现出东北人粗犷率真的性格；吴语则语气较嗲，带着撒娇的口吻，体现出江南人温婉含蓄的性格。再比如虽同属四川话，但重庆话的语气更“硬”，成都话的语气稍“软”，反映出重庆人、成都人温和的性格差异。

  “六安”怎么读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关于“字典是否应该适应某些方言的需要，适当加以增改”的讨论。广大网友们纷纷在微博中表明态度：“不能因为统一的读音就把人家祖祖辈辈的地名改了”“应该改的是字典而不是地名叫法”。更有网友举出阿房宫、苏州浒关等例子，呼吁字典中应加入这些特别地名的读法，将其正式化、规范化。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丁永勋认为：对这类只用于人名、地名的专有名词，最恰当、最科学的做法是尊重历史，约定俗成。保留一个古地名的读音，既不会给公众增添多少负担和麻烦，又能把它作为文化传承的证据保留下来，何乐而不为呢？

  也有专家和民间的人表示，六安读作liùān无妨，权威字典不必迁就方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兴认为，我们不可能掌握所有方言词汇，词典应以收录普通话词汇为标准，兼收一些影响区域大的方言词，并加以注明。关于六安的读音，如果是外地人或者广播、电视等公共传播平台，也可以读成liùān，而不必要求汉语词典再增加额外的读音。这不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不尊重，而是出于更大范围内更易于接受的语言经济原则。“如果给“六安”注为lùān，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普通话“六”有liù和lù两音，却又毫无意义区别，对普通话学习者而言徒增负累。况且“六安”这个地名，大部分非当地人未必知晓，普通话规定读liùān，也没什么不好。”熊燕如是说。

  方言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它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也承载着各地自古以来生生不息的历史脉络，代表着一方水土，养育出的一方人的性格特征。保护方言固然重要，但是否所有方言都需“转正”，还应三思而后行。

  近日，央视一主播在电视节目中把六安读成六（liù）安，引发了当地人和文化界人士的质疑。随后，该主播回应称，播音要以字典为准，在最新版的《新华字典》上，“六”只有liù一个读音。但是在安徽，人们通常将“六安”读作“路安”。像六安这样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知名度的方言词汇并不少，那么是否有必要在《新华字典》这类权威字典中纳入方言词汇，将其规范化、正式化呢？

  中国地域辽阔，很多地方地势险峻，交通不便，各地的沟通来往也因此受到阻隔，形成了“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调，百里不同俗”的格局。根据目前普遍的分法，汉语方言可分为七大方言：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赣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闽方言，每一大类方言下还可分为许多次方言，次方言之下又可再细分成若干小片和方言点。中国的方言呈现出数量多、差别大的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师熊燕介绍说，各地方言的差异大多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同一个事物在不同的方言中可能用不同的词表示。最典型的当如西红柿，根据曹志耘主编的《汉语方言地图集》（2008，商务印书馆），全国930个方言点中对西红柿有160多种叫法：西红柿、洋柿子、番茄、海茄子、洋茄子、洋落苏、洋辣子、洋椒、金桔……而马铃薯则有150多种叫法：土豆、洋芋、洋山芋、番囝薯、番芋卵、番芋囝、番鬼芋、红毛芋、红毛番薯、荷兰薯……二是同一个词在不同方言中的读音不同，各地方言往往发展出不同的谐音习惯。比如“六六顺”，北京话读为“溜溜顺”，而有的方言则谐音“路路顺”。赵本山小品里“地上一个猴，树上qí个猴，一共几个猴？”，到底树上是“骑个猴”还是“七个猴”？如果没有对东北方言的了解，怕是找不到笑点。春节期间，香港超市里往往悬挂芹菜和萝卜，如果不知道在闽南话里萝卜叫“菜头”，这两种菜分别谐“勤”和“彩头”，也就不了解悬挂这两种菜的寓意。

  中国的方言如此之多且差别巨大，构成了五彩斑斓的方言文化。特定地域的方言反映着特定地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和风土人情。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特聘教授黄鸣奋就提到，厦门方言词汇是地方史的缩影。这个海岛在历史上和东南亚交往频繁，人们称肥皂为“雪文”，称人行道为“五骹记”，称手杖为“洞葛”，都是借自印尼语。不过，本地人听不惯外国人说话的音调，因此称外国人“阿吱”，在象声的意义上和当今网络语言中的“吱一声”有相通之处。这类方言词汇是文化的“活化石”。

  北京话发音人高国森说：“北京曾是清朝的国都，这座城市见证了清王朝的兴衰，也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其中就包括语言。所以，现在的北京话中依然有很多满语词汇，比如‘埋汰’‘哈喇’‘额吝’等。”

  除了反映地方历史背景和文化，方言还能从某一些程度上反映当地民众性格和城市气质。例如，在四川话中，人们常说“扎起”“雄起”等词，以表示为某人帮忙撑腰，或为某人加油打气，这样的词语说起来干脆利落，且很具有亲切感，体现出四川人耿直豪爽、讲义气的性格。除词汇外，语气音调也是方言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从方言的语气语调也能看出当地人的性格特点。比如东北话语气比较接地气，体现出东北人粗犷率真的性格；吴语则语气较嗲，带着撒娇的口吻，体现出江南人温婉含蓄的性格。再比如虽同属四川话，但重庆话的语气更“硬”，成都话的语气稍“软”，反映出重庆人、成都人温和的性格差异。

  “六安”怎么读的问题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发了关于“字典是否应该适应某些方言的需要，适当加以增改”的讨论。广大网友们纷纷在微博中表明态度：“不能因为统一的读音就把人家祖祖辈辈的地名改了”“应该改的是字典而不是地名叫法”。更有网友举出阿房宫、苏州浒关等例子，呼吁字典中应加入这些特别地名的读法，将其正式化、规范化。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丁永勋认为：对这类只用于人名、地名的专有名词，最恰当、最科学的做法是尊重历史，约定俗成。保留一个古地名的读音，既不会给公众增添多少负担和麻烦，又能把它作为文化传承的证据保留下来，何乐而不为呢？

  也有专家和民间的人表示，六安读作liùān无妨，权威字典不必迁就方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兴认为，我们不可能掌握所有方言词汇，词典应以收录普通话词汇为标准，兼收一些影响区域大的方言词，并加以注明。关于六安的读音，如果是外地人或者广播、电视等公共传播平台，也可以读成liùān，而不必要求汉语词典再增加额外的读音。这不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不尊重，而是出于更大范围内更易于接受的语言经济原则。“如果给“六安”注为lùān，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普通话“六”有liù和lù两音，却又毫无意义区别，对普通话学习者而言徒增负累。况且“六安”这个地名，大部分非当地人未必知晓，普通话规定读liùān，也没什么不好。”熊燕如是说。

  方言是重要的文化载体，它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也承载着各地自古以来生生不息的历史脉络，代表着一方水土，养育出的一方人的性格特征。保护方言固然重要，但是否所有方言都需“转正”，还应三思而后行。